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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五月 23, 2019   瀏覽:5034 次



設立專門科學基金,營造良好醫學創新生態
訪全國政協常委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

院校長王辰

 

44.2%,33.4%,14.3%,1.2%。這是一組有關醫藥領域科研投入的數據。它們,分別代表了各有約3億人口的美國、歐盟、日本和有約14億人口的中國用于醫藥領域的研究投入,在全球的占比。

 

“顯而易見,擁有全球1/5人口、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國,醫藥領域的科研投入,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,明顯落后。并且,在嚴重不足的現有投入中,還沒有設立常態性的臨床醫學研究基金。這就嚴重制約了本來基于巨大人口資源,應當有重大成果的我國臨床醫學科技成果的產生。”全國政協常委、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王辰,一貫儒雅、風趣、幽默,但一談到科技創新的話題,他的語氣語調就會加重,語速加快,觀點也“尖銳”起來。

 

這種“非常態的焦急”,源于責任,源于擔當。因為——

 

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,世界也面臨百年未有之重大發展變局,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因素。而醫學和生命科學,則被世界公認是21世紀居于科技創新核心地位、最具發展前景、對產業和經濟拉動最大的領域。如果未及時明智應對,錯失這一發展機會,我國建設科技強國和健康中國的國家戰略,實現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目標會受到直接影響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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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辰的焦急,也與他的每一個身份都密切相關。

 

作為臨床醫生,王辰發現,我國醫學健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、多數專利藥物和大型醫療設備依賴進口的局面依然嚴峻,這導致我國百姓的健康安全存在巨大隱患。要解除這樣的隱患,只能自力更生提升本國的科研能力和水平,這也正是相關領域院士們的重要使命。

 

“但創新需要系統的生態支持才能完成。影響創新生態的因素很多,資源、環境、平臺、動力、體制機制等都涵蓋其中。在諸多構成創新生態的要素中,資源是至為重要的因素,而基金制度又是科技資源中至關重要的主體內容。因為,科學基金是實施創新的必要物質支撐條件,是激發和支持創新的關鍵要素。”王辰強調。

 

值得關注和深思的是,在諸多可以產生科技創新成果的領域中,醫學和健康科學是世界各國都積極布局的領域。有統計顯示,發達國家在醫學和健康科學方面的科研基金投入,已占到民口科技投入的40%-70%。

 

“比如美國,其在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投入已超過聯邦民口科技投入的50%。其中,國立衛生研究院(NIH)2018年的年度預算已高達370億美元,今年已逾410億美元。而我國中央財政2017年在生物醫藥和醫學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,僅占國家總科技投入的10%左右,數額也僅約130億元,遠遠不能滿足醫學健康科學發展的實際需要。”王辰認為,要實現“創新人才競現、創新成果泉涌”的局面,創新資源首先應該成為一處“涌泉”,去滋養和保障創新的全過程。不然,創新投入不足且結構不合理,創新管理體制也諸多掣肘,我國醫學健康科學的發展只能嚴重受阻。

 

“所以,當務之急是參比國際可比較情況并基于我國國情,專門設立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。不同于現有的五大科技計劃(重點研發專項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、重大科技專項等)門類,健康科學基金側重于支持醫學健康臨床與轉化等研究,與其他國家科技研究基金可形成有效銜接呼應。”王辰表示,專設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,用于常態、持續支持我國醫學健康科技創新,既是國家在滿足人民溫飽、進入小康社會之后最為迫切的民生保障需求,也是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拉動內需最具前景的產業發展動力。

 

與此同時,王辰還建議參照國際慣例,委托國家級戰略性醫學研究機構,建立代表國家意志,獨立、客觀、科學地分配和管理基金的分配使用。

 

“比如,可賦權中國醫學科學院來行使基金分配、管理和使用的職能。這樣建議,是因為承擔著建成‘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’的中國醫學科學院,是最接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(NIH)和英國國家健康研究所(NIHR)的機構。但承擔著‘建成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’任務的中國醫學科學院,在實際推進任務的過程中可謂困難重重,甚至舉步維艱。這其中既有中國醫學科學院自身需要改革的問題,另一體制機制原因,則是國家沒有賦予其統籌管理和分配醫學科學基金的任務。”王辰表示,這樣,中國醫學科學院就能夠在醫學科技創新中發揮規劃、組織、引領和管理作用,其建成“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”的使命也就前景可期,我國建設科技強國和健康中國的戰略目標,也就有了更有力的保障。

 

人民政協報記者  劉喜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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